撰文_刘壤歌
编辑_赵小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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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日，京东发布公开信，称竞对平台“强迫各位骑手不能接京东平台的秒送订单，如有违反，会采取封杀措施”。在公开信中，京东同时谴责竞对平台“十几年不为任何一名骑手缴纳五险一金”。当天刘强东在北京身穿京东外卖工衣给用户送外卖的照片也不胫而走。美团则发布公告反击称，“某平台”扩散的信息是谣言，且一张“达达京东秒送行动”群组公告的截图显示，“某平台”明确要求全职骑手不准跑其他平台订单——限制骑手选择的并非美团。
后起之秀京东外卖与美团、饿了么之间的口水商战已持续近两个月。外卖平台的“社保承诺”在3月成为热议话题。京东宣布自3月1日起，为全职外卖骑手缴纳五险一金；美团紧随其后，也表示将在全国范围内为专送及“稳定兼职”骑手缴纳社保；饿了么则声称早在2023年已在部分城市启动试点。
4月3日，美团宣布，已在福建泉州、江苏南通两城区开启首批外卖骑手养老保险补贴试点。据试点方案，对当月收入达到就业地相关缴费基数下限，且近6个月有3个月满足该条件的骑手，美团以相关缴费基数为基准，补贴50%的费用，预计将覆盖超过2.2万名骑手，后续将逐步覆盖至全国。
平台巨头一改“层层外包、规避责任”的旧形象，主动表态要给骑手上社保，迅速引发公众关注与质疑：“谁来出这笔钱？”“社保真的能落到骑手身上吗？”更直白的疑问是：“到底是骑手需要社保，还是社保需要骑手？”
当骑手权益维护力度成为商战的筹码，骑手实际能受惠多少？3月中下旬，水瓶纪元在广州街头随机与十余位外卖骑手进行交流。令人意外的是，他们几乎无人因社保新策感到欣喜，大多数人的社保处于停缴状态，也无人主动询问平台的承诺是否已落地。他们更在意的是：有没有单派、账号是否“养废了”、这个月够不够钱寄回家。
骑手李彬说得直接：“养老金63岁才拿得到，我不一定能活到那时候。”社保，似乎离他们的日常所思所想太遥远了。
他们的烦恼：无单、低单价
下午四点，骑手排班中的下午茶时段。高大的榕树下，一排身穿亮黄色和蓝色工衣的外卖骑手坐在电动车上，身影沿着餐饮店林立的商场门口排成一线，有时能挤满二三十辆车。他们低头注视着手机屏幕，手指在游戏、短视频和接单界面之间反复切换。等待订单的时间悄然流逝，他们就这样沉默地坐着，半小时、一个小时，甚至两个小时。
与社交媒体上围绕平台缴纳社保的热烈讨论不同，线下，跟这一消息有切身利益关联的外卖员们对此往往反应平淡——“不知道”或者“无所谓”是最常见的回应。他们有更现实、更迫切的烦恼：这个行业早已趋于饱和，系统常常无单可派。
公开资料显示，外卖骑手如今大致分为两类：专送和众包。专送骑手通常由站点招募和管理，与配送商而非平台签订劳务合同或劳动合同，有固定的工作班次，类似“雇员” 。系统会根据各个骑手的位置来分配订单，骑手不能拒绝，但可以转单。众包骑手则属于灵活用工，在平台注册后便可接单，也可以自主抢单，但没有劳动合同，与平台属于合作关系。国际劳工组织在 2020 年底发布的工作报告显示，美团外卖用工中众包比例达 60%。
佘华榜，四十岁，穿着崭新整洁的头盔和工衣，坐在地铁口的台阶上，目光紧盯手机屏幕。他曾在派出所巡防队工作七八年，直到去年被遣散，“年纪大了嘛，要转（换）成年轻的”。这天是他第二天跑专送，连续两天都遇到了大雨，但单量并没有暴增，从上午10点到晚上8点，他只完成了13单。一个半小时没有接到新单，他神色有些焦急。
根据美团研究院公布的数据，外卖骑手数量已从2019年的399万人增至2023年的745万人，年均增幅保持两位数。由于外卖行业门槛低，只需会用手机、看导航、骑车，便能轻松入行，这一特性使得外卖行业涌入了不少下岗待业寻求过渡的人，高于本地平均工资的薪资也吸引了疫情后生意失败急于还款的负债者。
34岁的唐泽权进过地产行业，也做过汽车改装，因为欠下外债，从2016年开始跑外卖。好不容易还得差不多，2019年开店卖锂电池，遇上疫情，货品挤压卖不出，付完房租人工等费用，又回到负债状态。他是美团“乐跑”骑手，属于众包骑手的一种，但和专送一样有跑单量和在线时长要求。
选择做骑手的更多的是缺乏职业技能的年轻人。在水瓶纪元接触的十多位外卖员中，他们全数为男性，多来自农村或附近县城，九零后占了多数，还有四位是零零后。
李彬今年25岁，老家河南，在美团专送跑了三年。他说，和刚入行时比，如今单价已经从八块多、九块降到了六块多。他现在每天跑二十多单，有时甚至不能在班次规定时间内跑完要求的最低单量，要向站点申请延长在线时间加班跑。而如果没有跑到，就要回到站点接受“体罚”，在纸上抄写“每天班次内大于16单”，写满一页。
一位众包骑手向李彬诉苦，他三十多岁还没对象，家里催着买房，“不然谁嫁给你！”他看上高薪来跑外卖，结果不仅单少，还发现只花8元10元就可以吃到品质连锁餐饮店的骑手餐取消了。李彬觉得，这些是降本增效的迹象，骑手人员已经饱和。
要杀出一条路，就得养账号。晚上11点，白日摩肩接踵的北京路步行街行人稀疏，胡建华仍扎在路边等单。他皮肤黝黑，是少见的月薪破万的专送骑手，“一个月可以跑1500单”，扣除月休两天，平均每天至少跑53单。
他总结了一套方法：新手刚进来第一件事就是养账号，熬时间，快取快送。每天7点出门，熬到晚上10点以上，距离远、爬楼的“垃圾单”也接，天天跑五十单，至少一两个月才能把账号养好。“系统相信你稳定、高效后，就会每天派五十单给你” ，胡建华说，“账号差了基本没得救了”。
系统监控无处不在。即便骑手们的账号已落入系统判定的“差账号”，无单间隙无所事事之余，大家仍需煞有介事的穿戴好工装头盔——这是为了应对骑手APP的检查。骑手APP索取了前后摄像头、麦克风、地理定位权限，摄像头会随时拍照检查骑手头盔工装有没有穿好，拍照前不会提醒骑手。如果不符合要求，同样地，处罚也是罚抄，“罚抄‘上班要戴头盔穿工装’”，李彬说。
江新就这样头盔工衣穿戴整齐地坐在电动车上钓鱼。他是一名饿了么专送骑手，每天下午三点多，没什么单的时候就来江边钓鱼，“为了放松”。土红色鱼饵用塑料袋包起来，堆在石质栏杆上，江新用一把折叠鱼竿，不到二十分钟就钓上来一条巴掌大的小鱼。他取下鱼嘴里的挂钩，把鱼扔回江里。离开时，拿出藏在黑色小抽屉里的手机——这是他逃避监控的方式——架上手机支架，蓝色背影汇入来往车流。
他们的看法：尊重个人意愿、减轻负担
外卖员没有底薪，计单结算工资。“去年七块五的单价今年降到了六块多”以后，江新现在一个月收入五千多。他三十多了，没结婚，而收入只够自己花，“真要到结婚养孩子那一刻，你拿不出钱，一想起这个，你就睡不着觉”。李彬父母在老家种地，他是家里的老大，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弟弟在外打工，妹妹则在上高中。刨去租房吃喝，每月剩一千，要么攒着要么寄回家。
唐泽权说出了很多外卖员的心声。他发布视频称，对专送、“乐跑”等“以平台为生的”全职骑手而言，一个月匀出几百元交社保的个人缴纳部分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负担。他更希望的是，平台能承担更大的社保缴纳比例，降低骑手缴纳负担，让认真跑单的骑手能愿意交社保。这则视频迅速登上了抖音的热度榜单。
年轻人们在一个平台待不长，随来随走，更在乎自由。江门人姜乐今年23岁，初中毕业后开始学做蛋糕，在老家县城干了一段时间，“不好做”，来到广州跑外卖。他在饿了么跑了三个月专送，跳到美团又跑了三个月专送。姜乐手指在王者荣耀游戏里划出华丽的特效，伴随着“歼灭敌人”的提示音，头也不抬地说：“我准备走了，美团给不给缴纳社保都和我没有关系。”
李彬解释，老骑手和新骑手合作，重复拿推荐费是专送骑手一项隐秘的收入来源。“跳来跳去也有好处，入职就可以拿一笔推荐费，但不能太频繁，平台要求最低间隔三个月。”他就是和老骑手合作，从饿了么众包跳到美团做专送的，“当时推荐费很可观，有四千，一般七三分或者八二分，新骑手拿大头”。
他高中毕业后来了广州，在超市做仓管员，两年后升为小主管，一月四千多。虽然超市给交社保，但因为“钱少事多”，他辞职去饿了么跑众包，就此断缴社保。姜乐和李彬一样，现在只交在老家的“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李彬表示，他对于交社保的态度是无所谓的，“养老金要到63岁才能领，我觉得我不一定能活到那时候”。他希望平台可以尊重骑手的参保意愿，“骑手工作是比较灵活的，随时有人来随时有人走，打算长时间做的并不多，所以有人愿意交，有人不愿意交。愿意交的这部分人里，有些也不接受个人缴纳的数额”。
唐泽权也没打算长期跑外卖。他头脑活络，在送外卖以外还注册了骑手自媒体，拍跑单日常“薅流量羊毛”，“千次播放三块钱”。他也拍骑手主题小短剧， “骑手当着客户的面砸餐”、“骑手和保安起冲突等等”。唐泽权声称，随手拍的骑手发生剐蹭事故的视频曾得到一百多家官媒转发，浏览量达到38亿。他有些得意：“我拍的百万播放视频有200来个，千万播放的有10个以上，破亿的我也有3个。”他盘算着转型，找个搭伙过日子且愿意出镜的伴侣，走家庭日常博主赛道。
李彬原本决定月底辞职，但连续几天都要加班到晚上十点才能跑满要求单量，他有些心灰意冷，提前到月中走了。他总是一个人跑单，有脸熟的跑友但并不知道对方的名字，见面时有一搭没一搭聊上几句，再各自骑进风里。他只和房东打过招呼后就坐上了回老家的火车，行李不多，一个箱子就装完了，这个待了七年的城市再无他的生活痕迹。
陈国江是 “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的组建者，也被称为“盟主”。联盟把零散的、利益诉求不同的外卖员们集结起来，吸引了一万四千多名骑手加入，曾经拥有十几个微信群，组织过骑手大规模聚餐，也为骑手们提供法律援助和生活帮助，几乎扮演着“独立工会”（注：“独立工会”指由工人或员工自愿组成的组织，旨在维护和促进成员的权益。）的角色。
他表示，从他的亲身体验和与其他外卖员的交流来看，大多数人不愿意自己掏一半的钱买社保，乃至不愿意让平台缴纳社保——钱从哪里来呢？大家担忧成本最终仍然分摊到骑手身上。在他看来，由于入职门槛低、缺乏职业发展前景，外卖员们不会把送外卖当成一个终身职业，且在劳动者权益保护执行不力的情况下，换去别的工作企业，企业主也未必会依法缴纳社保，这样在送外卖时交的社保也会打水漂。
陈国江认为，绝大部分外卖员的核心诉求不是社保，而是单价不能一降再降。此外，骑手和平台缺乏对等的谈判地位。“被处罚的骑手申诉被驳回、随意封号、专送骑手被克扣工资等，一系列不合理的情况应该引入第三方或者政府部门的监督和审核。毕竟这么大的群体，不能你自己罚骑手的钱，骑手申诉了，还是你自己审核。你不能自己又当警察，还当法官，这是不合理的。”
更多的外卖员难以组建团体来进行权益协商，在陌生的大城市里也没有遇事可商量的朋友。为了方便随时离开，姜乐没有自己租房，而是住在站点的骑手宿舍，“上下床，一个宿舍住八个人，房租一个月五百块，从工资里扣”。他和舍友很少聊天，坐在一家打烊的店面门口等单，他说，跟水瓶纪元交谈是他和人面对面聊天最长的一天——半小时。
聊天期间，品红色、黄色、蓝色、绿色衣服的骑手堵在红灯前，一辆公交开上斑马线，撞倒了一名山姆超市配送员。公交司机下车道歉、帮忙把电动车扶起来。配送员看起来没有受伤，绿灯一亮，他便跨上电动车，在人群里左转右拐，急切地骑走了。
他们的困境：车祸和保障
社保主要包含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对许多外卖员来说，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更为紧要。在交谈的一周里，水瓶纪元就目睹了四起外卖电动车撞车事故。
外卖骑手被认为是交通违法最为高发、易发的高风险群体。一项来自应急部的研究表明，成都市 2021年1月至8月，共发生涉及快递、外卖电动自行车的道路交通事故中，伤亡事故占事故总数的51.6%，平均每1.5天就有1名骑手伤亡。2019至2021年，上海市共发生涉及快递、外卖行业各类道路交通事故中，伤亡事故占事故总数的90.3%。
“要是超时被顾客投诉打差评，一次罚200，一天又白干了”，江新这样解释骑手们宁愿选择违法的原因。系统下达的是一个打包的配送时间，商家出餐慢十分钟，骑手配送的时间就少十分钟，“那你就得多闯一个红绿灯”。
自诩小心、“佛系”跑单的李彬也遭遇过一场小车祸。他还记得，当时在前往站点开早会的路上，对方想从后超车，但车上的大箱子太宽了，把他连人带车刮翻在地。他的手脚擦破了皮，“主要是车摔坏了”。他拿着赔的一千元和旧电动车抵扣的钱换了辆一千八百元的新车。在路上疾驰，他常常心惊胆战：“你遵守交通规则，别人不一定遵守嘞。像那些逆行的，突然转弯不看后面的，还有网约车、出租车突然变道往你前面下客的，还有公交车突然停车的，太多了……”
绝大部分外卖员没有社保中的工伤保险。工伤保险需要由用人单位缴纳，而2021年，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发布的《外卖平台用工模式法律研究报告》（下称《报告》）指出，随着外卖员群体数量逐渐增多，平台为降低用人成本，将配送业务层层外包，有效地打碎了和外卖员的劳动关系，甚至出现配送商要求外卖员签署“自愿放弃社保”协议、外卖员被注册成个体工商户的情况。没有劳动关系，自然无需依照《劳动法》为员工缴纳社保。
其实在骑手APP的线上社区，对社保的讨论去年就开始了。有骑手希望美团为员工购买社保，多关爱一线骑手，也有骑手问：“公司不给交社保可以举报吗？”“为什么这么大个公司社保不能交，就连挂名自己交都不可以，伤心啊……”“我们的社保去哪儿了……”
《报告》指出，事实上，外卖平台发展早期，多数外卖配送员都有劳动合同，他们被称为自营骑手，平台会为他们缴纳社会保险，并免费提供电动车、衣服、帽子等装备。在工伤期间，外卖平台能照常为自营骑手发放工资。但“目前，这种与平台之间签订劳动合同的骑手几乎不存在”。
2020年9月，《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引发大众对骑手劳动权益的关注，而后又因多起外卖员送餐猝死、伤亡事件激起舆论声讨，美团、饿了么当年开始为所有骑手提供猝死保障。再后为专送骑手投保“雇主责任险”，从骑手的每月工资中扣除一百到两百不等的保费，而为众包骑手投保“人身意外险”，每天从骑手账户中扣除3元，其中一部分作为保费，保障时间为当日24时。
2021年7月，美团、饿了么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指导下，启动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新职伤”）。自那至今，平台投保的商业险和新职伤，两者构成了骑手遇到工伤的保障。
郝正新是一名劳动律师，曾经是北京义联社会工作事务所《新业态从业人员劳动权益保护2019年度调研报告》课题组成员之一。报告调查发现外卖配送员存在劳动关系模糊、劳动基准保护缺失和职业伤害问题突出，工伤保险难以覆盖等突出问题。
她介绍，平台商业险理赔相对简单，在APP上一键报案即可，主要处理小磕小碰或车辆受损的小事故。而如果骑手受伤严重且缴纳了新职伤，选择进入新职伤程序，此时案件便由人社部门负责，参照工伤的鉴定标准认定伤害等级，并按照工伤保险的报销比例报销医药费，经鉴定达到伤残等级的，可以享受伤残待遇，包括伤残补助和津贴。但“新职伤”和工伤不一样的是，工伤保障有强制性，要求用人单位必须在员工受伤治疗期间照发工资，而平台不会给骑手提供这样的待遇。
郝正新注意到，“雇主责任险”的保险条款也在迭代，理赔范围在缩窄。“我们跟骑手、站长聊天，他们也发现针对众包的保险条款不再是一开始的‘每天3元，从0点保到24点’，变成了保障骑手每接一个单，从接单到配送完成的前后两小时。现在对专送骑手变成了只保障排班时间，但是每个骑手的工作时间都远不止8小时，排班之外受到的伤害保险不会理赔。”
无论是平台为骑手投保商业险，还是骑手拿到了“类似工伤保险”的赔偿、平台试点养老险补贴，骑手劳动权益的漏筛看似孔隙越补越小，劳动关系这个关键问题却始终被绕过了。 “要判定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主要看三点，一是劳动者接受用人单位强有力的管理，二是劳动者工资由用人单位发放，三是劳动者的工作属于单位业务组成部分。”在郝正新看来，专送骑手和平台是确定无疑的劳动关系，为他们缴纳社保是平台的法定义务。而且，“按照宪法的规定，社会保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在生病和年老，或者是其他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从国家和社会得到物质帮助的一种权利”。
而实际发生的是，社保本该是劳动者无力劳动时的保障，此刻却成了有力劳动时加重贫困的负担。保障已被朝不保夕的奔波甩在身后，外卖员们被迫成为赌徒，在被不断转嫁、积聚的劳动风险下，只能紧握电动车把手，专注于眼前的路。
（应受访者要求，李彬、江新、姜乐、胡建华为化名）
好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