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富士康资深女工的抗争记
富士康资深女工小芳，因为拒绝签署不公绩效考核且坚持前往工会投诉遭到开除，从此走上艰难漫长的维权之路。面对“穿小鞋”式的隐形逼退，她与友人相互支援，试图突破工人维权的困局。从流水线到法庭，从沉默到发声，小芳在抗争中重建了自己。
撰文_张燚燚
编辑_滚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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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友玲分开，回到出租屋时已经快12点了。小芳在书桌上，趁脑子清楚，琢磨写下一些文字。
书桌上有小芳的针织品、插花、颜料和一张刻意留白的填色画——绚烂开放的花簇。刚搬进这屋子时，床板底下全是蜘蛛网，小芳卸下来一一清理，戏谑自己从“老鼠洞”搬进了“盘丝洞”。但小芳对这个单间很满意，它有朝南的窗户和阳台，明亮、通风。不像上一个房子，潮湿阴冷，蟑螂老鼠遍地爬，一位社工走进去闻了闻味道就吐了。她将新屋子的墙刷白，但只刷到自己身高的高度，添置了置物架、书桌、椅子，四处整洁干净。这是她自15岁进厂住宿舍以来，拥有自己私人空间的第一年。
文案写好了。小芳扯出过去在工厂宿舍围住自己世界的床帘——一张夜蓝色带星点的薄布——挂在靠墙的床板上，搭好背景。今夜她有了新灵感，从行李中翻出了已绝版的富士康工厂老员工才有的玫红色工衣。手机支架架起，工衣穿上，小芳录制了新视频：“领导给员工‘穿小鞋’有哪些动作……”视频于凌晨发布。视频里，小芳头顶有一行字：一名富士康资深女工的抗争记。
不服
小芳2017年7月入职“三赢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成为富士康生产线上的一名普工。2023年年底，她与公司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仅一个月后，在她连续打卡并前往工会维权期间，富士康以“旷工”为由解除其劳动合同。小芳提起劳动仲裁，申请确认解除违法，并要求赔偿。仲裁过程中，公司出示了她曾在员工手册培训会议上签字的记录，小芳对此提出笔迹异议，鉴定结果为伪造，然而仲裁裁决仍支持富士康的解除行为。小芳不服，上诉。一审于2025年4月开庭，目前尚未宣判。
北京冠楠律师事务所的郝正新律师一直义务在线上为小芳提供法律支持。郝正新长期代理工人劳资案件，曾在南方见过小芳一面，也翻阅了小芳保留的证据与文件。郝正新说，小芳打动她的地方在于“可靠”“不屈不挠的韧性”，以及“不轻易地服输”。“她的整个维权过程穷尽了一个劳动者所有的合法手段，透视了在中国的劳动者维权各个环节的困难。”
决定维权前，小芳经历了难以忍受的一周。
据小芳回忆，那是2024年1月10号，她被要求在“丙等”的年度绩效考核表上签字。依照惯例，普通员工每三年可晋升一级，涨薪50至500元不等，当时六年半工龄的小芳是“员2”，本应在24年晋升“员3”。但“丙等”属于“绩效表现欠佳”，意味着升职加薪机会变渺茫，即将发放的年终奖也受影响。她不满，自己全年无迟到、早退或旷工等“记过”记录，为什么与被记过的同事获得相同评价？课长的回应却是：“信不信我让你转夜班？”
第二天，小芳在与公司调解期间接到家人信息，才得知部门多次给家属打电话称她有病，向家属暗示她有轻生念头，让家人带她回家。随后几天内，她多次被要求到办公室签那张“丙等”考核表。小芳坚持拒签，却在工作中遭到变相惩罚。副线长全天12小时监督她的工作，她也突然无法查阅加班工时信息，这意味着她被限制通过申请加班来赚取更多工资，多次加班申请也没有得到回应。对工人而言，如果不去赚取“加班费”，一个月到手仅有底薪，还需要扣除社保、公积金、饭堂伙食费等费用。小芳那时的底薪是2950元，仅仅比当时深圳的最低工资标准2360元（2025年升至2520元）多610元。
面对明显的霸凌，小芳没有选择屈服。2024年1月20日，她将“员工诉求书”贴于办公区，上面载明了她所遭遇的不公，以及要求参加加班的诉求。报复也很快到来，这天下午，她被要求签署“大过小过单”。她拒绝后，被威胁下早班和双休，当天被下了早班。“早班和双休”都算加班时间，可以赚额外的工钱，对打工赚钱的工人来说是一项“福利”。第二天是周日，小芳不想放弃加班赚钱的机会，打卡后进入工厂加班，指出不让加班属于“用工歧视”，却被当场逐出车间，再度拒绝签字后，车间来了五个人威胁她“已报警处理”。当天还有聋哑人员工被引导靠近她、发生肢体碰撞，整个过程被视频拍摄了下来。当晚，她被线长告知，这天的打卡上班不算工时，是“义务劳动”。
“车间已经彻底没办法呆了”，小芳说。在车间，四处都是摄像头，工人却无法携带任何电子设备。这之后，小芳每日打卡后进入工会维权，提出自己的八大诉求等待处理，直到一周后她以旷工四日为由被解雇。解雇的依据是富士康《集团员工违纪处理管理规定》：不按时到岗或脱岗者（时间大于等于8小时）给予开除处理。
遭遇了不公，每日打卡再去工会维权算不算旷工？这成为小芳维权案的关键点之一。郝正新律师指出，目前法律上对此并无明确规定，但标准意义上的“旷工”属于“擅自脱岗”或“无故旷工”，而小芳去工会投诉前，曾长时间申诉沟通未有结果，“她离开生产岗位去工会维权，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然而，小芳被辞退的《员工违纪处理提报表》中仅强调了“其未进入工作岗位属于脱岗”。
小芳在仲裁申请中还主张富士康辞退她的程序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规定：“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用人单位应当将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公示，或者告知劳动者。”然而，富士康出具的用来举证小芳曾接受过《员工手册》（用人单位制定发布的用于规范员工行为的规章制度文件）培训的《全员政令宣导讲习签到表》被证明签字造假，小芳本人否认见过《员工手册》，而后庭审期间，富士康声称“内网已进行公示”的相关证据亦未有当庭展示，无法证明小芳已被告知相关规定。
而对于更加基本的程序问题，即《员工手册》是否经过民主程序，郝正新解释：“法院往往仅进行形式审查，不是实质审查。你只要有盖章、有记录、有‘文件’，至于这些程序是不是摆样子，是不是工人真正参与，他们不会管。”
郝正新认为，“实际上，很多人不管是去仲裁维权也好，还是去工会或者税务维权也好，除非按照《员工守则》请事假，否则都将被视为旷工，这背后反映出的理念是‘员工上班只能在工作岗位上呆着’。”她进一步谈到：“但按照宪法原则，员工有全面发展的权利，公司是否应该提供给员工全面发展的权利和条件，而不是把这当做一种额外的福利或恩赐呢？”
应对“穿小鞋”指南
小芳的视频账号是在一审开庭前一天开通的。
露脸维权，做直播，学剪视频，“属于被逼上梁山”，她说。被解雇后，小芳从未消极等待结果，除法律手段外，她还积极追缴社保公积金，去劳动仲裁大队举报，也在网上发布文章。
网络维权遭遇的第一道难关是互联网平台的审查。2024年2月，小芳在微博（@大口吃面2018）发布的十篇文章在短时间内被删剩下五篇，小红书开通账号的第一天，连内容是一碗面的头像都被举报。小芳录制了向公众讲述案件的视频，她在视频里面容冷静地呼吁：“希望大家关注我，关注女工，女工需要发声，需要争取自己的利益。” 14分钟的视频，如今已有十万加的浏览量。可首次直播仅进行半个小时便被举报下线。
账号里除了为自己的案件发声，小芳也会谈论工厂里人的遭遇和工厂管理技术。尤其发出“领导给员工‘穿小鞋’有哪些动作”的视频的这晚——今年6月6日，小芳下班后赶往社区健康服务中心陪伴友玲体检，一晚上，两人的话题交汇在一处，就是“被领导‘穿小鞋’”，于是集合两人经验的“穿小鞋指南”口头出世。
“穿小鞋”的汉语释义是暗中打压或刁难别人。在工厂里，这是一个极具指向性的信号——你已被管理层“盯上”，你不会直接被辞退，却或将面临一系列非正式但有组织的压迫程序：孤立针对，调岗，围堵训话，排夜班，取消加班，发警告单，让签“大过小过单”，绩效打“丙”，通知家人，心理鉴定……这些手段程序上合法，执行上刻意，目的在于制造压力，让员工自愿离职。在高压下，员工若不慎违反工厂制定的《员工守则》，就会被“合理”地解除劳动关系。这两种结果都可以让工厂避免经济补偿，不涉及违法解除，是成本最低、最难取证的一种逼退手段。
两人的讨论是为了破局，因为友玲当时正在被工厂“穿小鞋”。五月底，友玲因三个月前被工友掌掴一事被翻出，定性为“互殴”，要求其签下“大过单”。友玲拒签，一度报警。周五，友玲收到一张新的违纪处罚单，称其“未按要求着装佩戴工帽作业”，临下班，钉钉上出现一则“下周一安排上夜班”的通知。过去将近七年，自从友玲在一次夜班中因高血压晕厥，工厂再也没有给她安排过夜班。此刻，她急需一张有“不建议熬夜”或“避免熬夜”等字样的医生证明。
小芳赶到社康中心时已经九点多了。一晚上没有进食的友玲正虚弱无神地躺在胸痛中心的急诊室里，吸着氧，挂着吊瓶。血压高压已经超过了一百七。小芳揪心，想起在工会维权那几日，她也曾是这样一种“不要命”的状态，一日只吃一个馒头。命运在同一处境的人身上，一再循环。
小芳称呼友玲为“我姐”。友玲来自河南农村，进厂已有25年，比小芳年长15岁，有着北方人的高大身材和宽圆下颌。两人过去都是富士康的员工，多年前相识于民间戏剧组织。在维护自身权益上，友玲有过惊人的战绩。2018年，面对“穿小鞋”，友玲通过工会维权、在饭堂朗读不公待遇、发放自述传单等方式拿到了被富士康解雇的“N+1”赔偿。离厂后，作为发起人，友玲与三十多位富士康工友集体追讨回了长期被工厂少缴纳的公积金。这一度在其他工厂引起震动，工人纷纷效仿。当小芳遭遇困境时，友玲是她第一个求助的人。一年多来，两人因维权越走越近。
病房桌上凌乱地立着一个贝壳小包，那是小芳离开工厂后久违得到一份较为稳定的工作——保姆——拿到第一份全额工资的当晚买的。她一个，友玲一个。友玲的是红色的，小芳祝她：赢。但心底里，她担心友玲很快就会被工厂“丢”出去，“总是一样的套路，一样的配方”，小芳苦笑。
友玲今年已经42岁了，距以工人身份退休还有8年。她不再像之前那样激进，更寄希望于形成抗衡，留住工作。工厂出一招，她还一招。这个阶段，小芳也经历过。但在现在的小芳看来：“时代已经变了，过去的手段现在行不通了。”如今，哪怕行使了法律手段，工人也未必可以保障自己，小芳自己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据小芳观察：近年来，与500强企业仲裁或打官司的工人胜诉数量越来越少；社会舆论空间里，一提到“维权”二字就会遭来各方审核或敏感避险；工人申请法律援助的条件越来越严苛，比如在深圳，要求六个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3205元，或人均总资产不得超过2万。
折腾到十点，友玲如愿拿到病情证明。往外走时，友玲因为专注在钉钉上发送凭证，差点被一辆迅疾驶来的电动车撞上。小芳将友玲护到内侧，自己往外站了站。友玲对眼前的危险浑然不觉，被手机光照得煞白的她正给一个个领导打电话，但无人接听。友玲苍白脸上的笑容归于冷峻，她这周末的加班也被名义上“让你去看病”取消了。
6月7日，友玲来到工厂将诊断证明书交给“员工关爱中心”的领导，并要求参与加班，被厂方指责扰乱车间秩序甚至报警。警方称这不属于管辖范围内，让友玲听从主管安排双休。钉钉上通知，友玲的夜班被成功取消了。
“加班取消”，对于忍受工厂机械化工作只是为了赚钱的工人而言，是最难破的一招。
当天晚上，坐在那张夜蓝色带星点的背景布前的人换成了友玲。她说：“大家好，我明天想跟大家在直播间里聊一聊，我打工25年的工作和生活……”
幸存者
小时候，出生于湖南永州农村的小芳不服从任何人。
生于1997年，小芳被放养在田间地头，“像个野人一样游荡”，领着一群孩子们去田里打滚，掏水里的鱼，或抓泥鳅或蛇。她也不喜欢种地、干活，要么割草时手没劲，要么姐妹在田里忙活，她在屋里睡觉，遭到催促，她就跑上楼顶恐吓：“不要再逼我了，你再逼我我就跳楼了！”母亲拿她没辙，不给她留饭，用抽条抽她也无法让她听话。
但被富士康开除快满一个月的一个晚上，小芳真的差点就从城中村六楼高的天台一头扎下去。那是2024年2月29日，小芳于微博发布了第一篇维权的文章。文章在被删前，已有近20万的浏览量。当晚，她接到派出所的电话，惊恐发作，上到天台喘气，发现头顶盘旋响动着街道治安巡逻的无人机。无人机其实日常就存在着，但小芳以为是来搜寻她的。
2016年，小芳刚进以“十三连跳”而闻名的富士康时，收藏过工友想要跳楼的视频。视频里，屋顶上孤零零的一个影子，下面走廊挤满了工友，起哄着：“跳啊，为什么还不跳？”信息总会迅速被封锁，坊间听闻是由于厂里不给加班。小芳只知道，意欲跳楼的人被警卫扑倒后，送去警局，直接开除，一分赔偿没有。那晚，在天台待到最后一刻，小芳没有跳下去。她想：命都可以不要，我还怕什么？
但这件事震动了小芳身边的朋友，包括友玲。很久之后，友玲才知道，在这个精神脆弦崩断的夜晚前，小芳除了被警察找，被收容她住下的朋友劝说“应该去找个班上”，“世上没有一个容身之地”，还有另一个焦灼又难以启齿的困难：她没钱了。小芳勤劳、节俭，进厂工龄已有十二年，但她没有积蓄。过去，她的钱一笔一笔寄回老家或转给父亲，供妹妹上学，给家里新建的房子装修、还债，给姐姐买房，让父亲代存。被辞退时，她欠着花呗，连租房的钱都拿不出来。但她不想跟任何人借钱。
“我成长在一个父权制主导的家庭里……”谈起家庭，小芳这么说。“父权制”这个词，是她听一名帮助工人的义工说的。
小芳家里三姐妹，她是二姐。开朗自由的童年终结于十岁那年，母亲因病猝然离世，“我家一下子就垮了”。她回忆，过去日子里，父亲是砸石工，母亲是家庭的支柱——一个能种七八亩地的农村妇女，强势能干，既操持家务，还能维护人情世故。相反，父亲“有点妈宝，人惰性很强，没有主见，没有自控力”，比起劳作，父亲更愿意赌牌。
母亲刚离世时，小芳受到的影响不大。她从小就是“爸爸派”，跟着爸爸睡觉，野在山里。但慢慢地，那些曾被母亲撑起的生活重担，连同对农村女性身份的残酷觉知一同砸向了小芳。小芳家后面一两百米处有片荒山，崎岖陡峭，立着许多小小的坟墓。她曾因涉足此地，回来被打了一顿。后来她知道，那是一片遗弃婴儿的坟山，大多数都是女婴。重男轻女的农村，有不少女婴一出生就被开水烫死遗弃在那里。小芳有两个早夭的姐妹——一个被冻死，一个吃了假奶粉被毒死——也被凉席一卷放上了山。她们没有被立坟，也从未被祭奠过。
长子因事故离世后，小芳的母亲连生五胎，都是女儿。小芳三姐妹存活下来，但她们的出生都不受家庭欢迎，奶奶不会帮母亲带娃，会给生了孙子的家庭更多接济。每次生产完，母亲都要拎着很多吃的去奶奶家，像一种谢罪。生育最后一胎时，因为听说又是女孩，离得近的专业接生婆迟迟不来。母亲难产大出血，送进村卫生所由医护人员手掏婴儿，最终因感染摘除了子宫。生育停止了。但母亲落下了终生的妇科病，并在身体稍有恢复后因省钱开始停药，不再复查。抱病六年后，一天早上五点，四年级的小芳正等着母亲喊她起床去上学，却发现母亲在床上攥紧拳头，面容痛苦地离世。
失去母亲后，小芳走在外面，“野孩子”“没妈的孩子”的羞辱取笑如影随形。父亲不会给女儿们买新衣服，偶尔过年，三姐妹会得到别人家女儿不要的衣服——是父亲为他人守夜换来的。小芳若与男孩子打打闹闹，父亲会呵斥她不检点，“多待你自己的世界里”。父亲还会禁止小芳在公众场合发表意见，“一个女孩子要乖乖地闭嘴”。在农村，家中无子的家庭总会遭来许多歧视，加上丧妻，父亲为了证明自己，将原有旧屋推倒重建。家庭从此欠下债务。
那时姐姐念初中寄宿，妹妹还小，“母职”里的家务落在了小芳身上，“不干也得干”。田地交由爷爷耕种打理。贫穷的家庭还急需新的劳动力。念初三时，父亲就常常在小芳耳边念叨：“隔壁家的谁谁才14岁已经打工赚了四五千了，你也要去挣钱了。”小芳反问：“我才多大？你要不要给我念书了？”父亲回：“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你以后反正是要嫁人的。”长姐无法被依赖，因为她早早流露出想结婚脱身的意图。父亲惯于冷暴力，小芳一旦顶嘴，就会被骂一顿，关进屋里。
小芳想要继续念书的种子是母亲栽下的。母亲很重视教育。小时候，父亲为了省几百块钱的学前班费用，小芳直接上了一年级，因基础薄弱而留级。哪怕母亲只有三年级的文化水平，却每晚亲自教小芳认字、写字。“我那时候皮得很，不愿意学，我妈就打我，每天陪我学”，这养成了小芳的学习意识，“如果没有我妈，我连初中都不一定读得了。”
升初中那年，小芳本来可以去县里条件更好的私立中学，她和邻家小姑娘约好一起去读。但父亲为省钱强行阻止：“私立学校太贵了。”
小芳不服，一度愤怒到拿刀架上父亲的脖子，那是她第一次让父亲害怕。可反抗最终是无效的。初三暑假，父亲安排她去广东进厂打工。小芳不从，绝食了快一周，家里亲戚纷纷打电话来劝，姐姐也跪下来求她：“要怪就怪你出生在这个家庭……”磨到9月1日，学校已经开学了。当同学辗转找到小芳的联系方式，问她在哪个班，她说：“我已经在东莞打工了。”
她被送进一家做手袋的工厂，成为15岁的童工。小芳踩着电车，操作针线，一天12小时，生产各种款式“质量很差”的包包——洗漱包、挎包、挂包、旅行包、双肩包等十几种包，见识了几百甚至上千款包型，度过了三年的流水线生活。念书的执念逐渐沉落，生活有更迫切的任务：适应新生活——服从安排，听从管理，跟同事搞好关系，在“温情剥削”中保持清醒。小芳将自己按进现实，把念书的愿望交棒给了妹妹，“家里总要出一个大学生”，小芳供妹妹读了五年制的大专。
有一个时刻，念书的希望被再度擦亮。妹妹念大专时，告诉小芳有“成人自考大专”，还为她联系了教导主任。小芳鼓起勇气告知父亲：“打工真的很累，我想回去念书。”父亲否决，说：“你现在想都不能想了，立刻、马上，停止想象。”接着是一连串关于用钱的反问：你读书妹妹怎么办？你读书谁供你读？房子怎么办？装修怎么办？你姐姐已经嫁出去了，你不挣钱，家里怎么办？
一盆盆冷水浇下，“我彻底变了一个人”，小芳说。她开始试着按照父亲期待的那样生活：上班下班，不与人过多接触，闲了在宿舍看小说，寄钱回家。友玲记得，2017年在戏剧社第一次见到小芳时，她沉默寡言，一跟人搭话久了就脸红，甚至有些语无伦次，“很奇怪的一个女的”。那时的友玲，是排演戏剧的女主角，讲起故事来众人沉浸，还同时创作工人的非虚构作品。
小芳后来这样解释：“当一个人很少与别人沟通，只待在自己的世界时，她很难突破自己的自卑。那时候我觉得所有人都很优秀，我低人一等，我配不上别人。”
但后来，小芳紧闭的心门被工人公益组织的陪伴敲开缝隙。“他们告诉我：你不要觉得自己说的是废话，你要去表达自己的想法。你开心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愤怒的时候都可以说出来。”小芳成为了公益组织的义工，参与了宣传组织、合唱、戏剧和口才班。
不过那一年，小芳在富士康的第一次年度绩效评估被打了“丙”，车间其他人都是“乙”。小芳跑进厕所里哭，“付出和回报差距太大”。她猜测，名额留给了线长或以上级别管理层的关系户们。但她没有勇气去质问课长，灰溜溜地辞职了。
离厂后，小芳曾短暂住在姐姐和姐夫在深圳租的房子里。三个月后，没有收入、无处可去的她重新入职了富士康。
“我不能再假装没事了”
2018年11月2日，梅龙路人行天桥发生了一起强奸未遂案件。新闻的关键词有：下班高峰期，暴力猥亵，惯犯，没有摄像头，受害者身心严重受创。一时间在工厂引起议论——天桥距离园区北大门仅百米，是厂外宿舍的工人们日常通勤必经之地。
饭堂里，小芳和女工们聚在一起谈论起案件。女工们纷纷说起自己也曾有过被性骚扰的经历：遇到露阴癖，下车前被摩的司机袭胸，跟踪，甚至猥亵。小芳才知道，有这样经历的人不只她一人。当年四月，她在下夜班的路上遭遇蹲守在角落的男人猥亵拖拽，大喊得以脱身。七月，她于梅龙路天桥附近再度被猥亵，对方是来自同厂的男工人，她侥幸逃脱。在此之前，小芳从未接触过性教育。短短时间内发生两次猥亵，“简直就是接连的毁灭性（的创伤）。”
遇袭后，她总是很害怕，阴影像焊在她的睡梦里。被拖拽时，她曾抬过一眼——暗夜里，她看见了那人的脸。那张脸反反复复地出现在脑中，让她整夜整夜地失眠。走在夜路上，她担心再会有人跟踪她，搂她的腰，捂住她的嘴巴……有一次在车间，一个男同事拍了拍她的肩膀，她第一反应推开但又没能推开，抖抖索索地眼泪就流了下来。她将这样的状态理解为“受惊”。“当一个人受惊，没个一年半载是缓不过神来的”，她说。
她试图向人倾诉，却总是讲不完便泣不成声，一哭就是一两个小时。她告知父亲，父亲让她忘掉，“你以后要嫁人的，哪怕被‘那个’了，你也不能说出来。”与车间男同事说，却遭来周围笑话：“你一个女汉子，没猥亵我们男的都不错了。”周遭的冷漠，像二次羞辱与伤害。表面看来，小芳显得痴痴呆呆，茶饭不思，不与人交流，不敢看人眼神，旁人一触碰到她，她就会条件反射地缩起来，“其实我很窒息，感觉自己活不下去了。”
困兽之斗中，凭着一股求生欲，小芳一直想找到出口。当得知女工被猥亵在周遭是普遍现象，小芳心里冒起一个念头：“我不能再假装没事了”。她提议大家一起去龙华区妇联反映女工夜班安全问题。正好，人人都抽到了下早班。到达后，她们提出了诉求：对夜班路段没路灯没监控的问题进行改善；对女工普及性骚扰的安全常识。离开前，小芳填写了信息表，留下了姓名和电话，并在交谈中提及自己是富士康员工。
几天后，小芳没料到，妇联给她回电“将跟富士康工会一起解决你的诉求”。公司根据妇联反馈，在内部搜寻小芳身份时，连带着让在妇联反映的小芳曾遭受猥亵的经历在厂里被半公开。小芳被叫去人力资源办公室时，现场已聚集了车间领导、妇联、工会、员工关爱中心、法务部门的人，“这么多人围着我一个人。”但这些人却不是来支持她，反而是苛责她——作为受害人——的过错。
这些人指出：她现场没有报警，没有留下证据；去派出所查看过数据，显示没有一宗猥亵案，也没有相关投诉；所有事情要等排查之后再说；安全培训明年会有，但只提供给富士康内部的员工。谈话中，工会主席甚至说：“车间里很多女工遇到这样的事，我们办公室也一样遇到，前两天办公室女生上厕所也被偷窥了，我们都没有办法。”
小芳觉得问题似乎落在了自己头上，是自己没有保护好自己。他们问：为什么现场不报警？为何不拨打关爱热线电话？为什么不留下证据？为什么不跟别人一起下班？为什么要抄近路不走厂区大路？
小芳感到气愤：“如果是认真想解决问题的，为什么不说说怎么去装路灯或怎么增加巡警？为什么不谈妇联可以开展什么培训？为什么不说怎么对梅龙路天桥那段路马上进行改善？ 为什么要一直说我们要自己保护好自己，和调查我们的私人信息？”小芳拒绝向他们透露同行女工的姓名。
后来员工关爱中心的人质疑小芳“心里有病”，厂区内的心理咨询师介入，细致询问几分几秒、什么位置、如何被猥亵？小芳最后一道防线被击溃了，“我是一个受害者，让我一次一次把自己撕开就算了，还要让我对着那几个领导一次次地撕开，他们反反复复地问了七八遍。” 这在老员工友玲看来不难理解，“富士康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它首先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解决诉求”不了了之。但小芳的日常中，处处已是有色眼镜和窃窃私语。很快，她被诱导调岗，所谓“升职机会”实为将她调至一个更远、夜路更黑的部门。小芳变得更恐惧。新部门的线长点名时，当众喊她：“你是不是被强奸过的那一个？”第二天，她回到原部门，录制了一个打卡上班的视频给原组长，“我回来了”，小芳坚决不再离开。
在气愤无助下，小芳注册了微博，将“我反馈女性安全问题反而惹了一身祸”的文章发出，不久后文章上了今日头条的热搜。小芳再度被叫到办公室，被质问：“你与今日头条是什么关系？背后是不是有什么境外势力？”
至此，从前因顺从惯性而被工厂和家庭联合铺设的“认命”生活不再可行。“在我没有发生猥亵案的时候，我也觉得我还可以继续做梦，继续幻想，但是发生之后，我觉得我不能等了，因为我的生命只有一次。再等的话，我觉得我会留下很多遗憾”，小芳说。
小芳开始思考自己想要的人生。这次她不再与任何人商讨，报名自考了成人大专。她学习很多技能：养老护理，母婴护理，面点，开车等等。“那段时间我过得很充实，以前不敢做的我一下子全都去做了。”过去，比如学习电脑操作，小芳会觉得自己“做不到”，但她现在会用手机搜索、或主动借他人电脑询问摸索，“我不会，但我可以去学习。”
学习技术让她心里有安全感，“假如有一天厂里不要我了，我有证，我有技能，我可以去做别的东西。”她还会鼓励身边的女工都去考证，“让大家去找自己的价值，而不是一颗颗螺丝钉，不是厂里觉得你有用你就有用、没有用就没有用的人”，她说。
大专毕业那天，小芳拿到了“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毕业证，还穿上了学位服。她希望很多人来陪她一起拍照，分享喜悦。但现场只有她一个人。她依然开心，“本在几年前就可能实现的事情，现在才实现，但我觉得从来也不晚。”大专一毕业，她继续自考本科。
当以小芳遭遇性骚扰事件为原型的戏剧进行排演时，小芳拒绝饰演女主角，“我还在里面，我演不了。”演出那天，小芳坐在第一排，哭得很伤心，眼泪怎么流也流不干。戏剧被改编了：被猥亵犯擒住的女工逃脱成功，最后还将罪犯制服。黑暗中，有人为单薄的小芳披上了棉衣，说：“你已经很勇敢了。”谢幕之后，人人都来拥抱小芳。小芳知道了这世上的故事也可以有另一种剧情。
2018年起，小芳与其他女工一起发起了“夜班巡逻组”：早上8点下夜班，巡逻组会在监控薄弱或人流密集地段巡逻到11:30。之前，她总忍不住想，若当时自己事发时有人在巡逻该多好，“虽然这个社会真的很冷漠，但我还是想做温暖的人。”巡逻路上，她还会买面包发给路边的流浪汉。
小芳从来没有后悔去妇联反馈情况和在网上发布文章，哪怕后续得到这么多麻烦、报复和厌女目光，并因此成为“刺头”（不服从管理的人）时不时被领导找麻烦。但在长达快一年的恐惧和阴影里，她总是睡不着，像个刺猬那样将自己紧紧竖起，封闭起来。文章发出去的那一个夜晚，她久违地睡了一个好觉。
她知道了一件事：“有些事情，你必须说出去，它才会结束。”
“黑名单”里的友谊
2025年4月7日下午三点半，小芳诉富士康一案一审开庭。现场通过互联网知晓小芳案件来观看庭审的社会人士有三十几人，包括工人、自由撰稿人、艺术家、白领、职校学生，还有唱过女工相关题材的摇滚乐主唱。
这些“围观群众”大多数是女性。小芳讶异，心里很感动，“我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关注。”她到达时，脸色蜡黄，头发零散。前一天兵荒马乱准备庭审之余，她还直播了六个小时。早上起来浑身虚脱，加上感冒，她撑起自己去社康吊了水。下午两点，代理律师才赶到，两人匆匆对了十五分钟证据与质证意见，便赶往法庭。
按照法律，公开审理的案件可以允许群众旁听。但在入场时，庭审助理表达“位置有限，法庭很小”，无法让这么多人一同进去，小芳激烈争取：“我原告这边也需要有人旁听”，这是她对支持者的维护和义气——希望他们都能进场。最终，庭审旁听的座位增加了六位。整个法庭里，除了法官和书记员，富士康只来了一位法务，旁听座位上都是小芳的支持者。
庭审结束后，支持者们一同聚餐。在座的有两位富士康的前员工，老周和友玲。2015年，老周是小芳如今的年纪，被富士康非法解雇，仲裁胜诉后被富士康反告，一审老周胜诉，二审也胜诉。谈起往事，老周和友玲感慨“我们的经历都跟小芳一模一样”，并打趣“我们三人现在都上了富士康的黑名单”。
所谓“黑名单”指的是在富士康及富士康子公司系统内被拉黑，终生不会再被录用。有一次老周路过富士康，在门岗刷卡机刷了一下身份证，门岗立即亮起红灯，发出警报声，警卫赶来。还有另一位跟友玲一起集体参与追缴过公积金的工友，六年后通过猎头得到再度入职富士康的机会，在办理入职手续时，屏幕却显示“状态：审核不通过；审核结果：中央安全及餐厅管控名单！”
但这么多年来，“黑名单”里的友谊还在维系着。早前让小芳痛哭的戏剧演出现场，老周就是在观众席中为小芳披上棉衣的人。老周熟读劳动法，是除友玲外，倾听小芳最多、提供法律思路最多的朋友。朋友圈里，小芳的每一篇相关文章他都会转发。老周谈起这种支持，“我们是共命运的——一条绳上的蚂蚱，当资本对我们进行敲打的时候，第一时间我要支持她，让她站起来，敢于反抗。”
艺术家积木也参与了小芳的仲裁和一审，他被“小芳的坚韧”打动，“看见她不断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也会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其他人。”一年多来的友谊中，积木观察到：“一个人无论背后有多少支持，维权终究是自己一个人去面对。”
被富士康解雇后的清明节，小芳回老家扫墓，落魄时被亲戚们围攻贬低，“把我都骂哭了。”小芳即将申请仲裁，需要5000元律师费。那时她父亲年逾六十，是环卫工，浑身晒得黢黑，因为“吃得太多、还不如聋哑人”而被老板开除。小芳父亲告诉她“银行卡现在取不出钱”，小芳不忍心，只让父亲从最后一份工资里给了她2000元。一贯教孩子们“要学会忍”的父亲频频摇头：“我这一辈子都没跟人打过官司。”
2024年4月，小芳成人本科毕业，专业是人力资源管理。她开始找文员相关的工作，应聘过的公司工作要么需要上夜班到12点，要么绩效考核很多，介意小芳没有相关从业经验。房租和欠债在眼前，小芳不得不开始尝试许多流动性职业。做数据线的日结工时，“血汗工厂”具象在她起茧流血、关节肿痛的手上，一天组装七八千条，到手两百多块，六十流入中介口袋。送外卖，大热天吭哧吭哧爬楼，超时扣钱，被骂忍耐。做蔬果店店长，没有合同，被拖欠工资，她硬刚，以“门店无运营资质”跟人高马壮的老板谈判要回了钱。
这些经验都像离开工厂后重新“社会化”的磨炼，它们比流水线工作难度高、更缺乏劳动保障和尊重，但完成它们能让小芳确认自己的能力，以及确信“人生有很多可能性”的自由。她告诉自己：只要能适应，我就能成长。小芳再也不想回到工厂了。
但生活里，小芳仍处在极度的内耗中，“哪怕我出来了，我都一直在折磨自己，没有放过自己。”小芳常常失眠，一日只吃一顿饭。平日里早上九点上工，晚上十一二点回到出租屋，闻着霉味，偶尔蟑螂爬近，老鼠窜出，又要抓打一通，再拖一遍地。友玲只好逗她：“寂寞了就跟老鼠聊聊天。”
2024年10月15日，仲裁判决支持富士康。届时，不通风的出租屋房租涨了，小芳被父亲要求添加一位愿意当上门女婿的单身男人的微信，“你如果跟他相亲成功，我就给你转钱让你继续打官司。”小芳决定再也不接父亲的电话，“我不想再对家庭有幻想了。”她陷入人生的最低谷。
但社区的人和生活逐渐托起她。小芳租住的城中村四周有菜地，露营基地，广场绿道，公园和古村遗留建筑，“很治愈，像回到农村一样。”往外走，路上会有一个个摆地摊的菜档，小芳喜欢跟卖菜阿姨聊天。唠嗑多了，感冒时，阿姨还会给小芳专门留下艾叶让她泡水洗澡。阿姨跟小芳妈妈的年纪差不多。社区里还组织了读书会，女人们聚在一起读书，谈论生活，小芳听到别人的喜怒哀乐，共情时一起落泪，也分享自己的故事，“自己的心扉打开了。”
她们读的书是路易斯·海的《每一天爱自己》，“相互支援跟陪伴之后，我才开始爱自己，不去伤害自己。”做保姆时，小芳每天都会推着宝宝在随心情挑选的各个公园散步，山树环绕，头顶蓝天白云时，小芳会忽然觉得：时间已经过了这么久了。“我应该要好好做一顿饭，好好犒劳自己，案子也不是很重要，自己更重要。”
在短短两个月中，小芳逐渐知道一个账号应该如何运营：前三秒非常重要，每一句话都要准确到位，视频不宜过长，评论里可以文字总结观点。运营账号，她经历过三个阶段，最初，她非常在意浏览量和增粉量，但视频接二连三被举报被删除；接着，是在“去死”“去跳楼吧”“搏流量的骗子”“有老公吗”的网暴私信中情绪陷入崩溃；到如今，她稳定熟练地保持更新。
小芳知道，只要坚持发内容，流量和粉丝都会慢慢增长，这意味着她的故事会被更多人听见。她的观众还不乏国际友人，来自东南亚和叙利亚。跟最初扯着嗓子喊，车轱辘话来回说，情绪激动眼泪横流相比，如今的她松弛很多。过端午节时，她用小号（@小芳的故事）开播，以“随便聊聊”为主题，像跟朋友聚会一样，放了《国际歌》做背景音乐。在4月7日一审结束的饭桌上，老周曾说过：“陪伴就是一种无形的力量。”
被领导的钉钉消息持续烦扰的友玲和小芳几乎天天相见。这一回，陪伴者的角色变成了小芳。她们相会于治愈过小芳的出租屋旁的公园草坪上，坐下或躺在夏日的一片树荫里。友玲带着凌乱的文件资料让小芳帮忙研究细读，小芳会跟她强调要开始为仲裁准备，收集证据的原始载体，为她写下去追缴社保的一步步流程。
小芳如今是友玲的“老师”。为即将可能到来的战斗，两人复盘起小芳一路抗争的细节，友玲感慨：“小芳前面也没有那么坚强。但现在的她，心里就像一块顽石一样，无坚不摧。”友玲受到鼓励，已想好对厂里“不给加班”的对策：熬，继续学习，不加班的时候将自己一直没写完的小说完成。“人生几十年，我活好自己，修炼好自己就可以了。”
当积木提出给“维权姐妹花”拍照时，小芳手不知道怎么摆，有些羞涩地笑了。友玲说：“你要把镜头当成资方，不能笑了，你要很藐视它。”
“我藐视它干嘛？我就要笑一下！”小芳几乎想喊出来，“我活得很好，我每天都很开心，我出来之后我比以前过得更好了！”
在那张照片被拍下的第二天，6月9日，友玲去社保局追讨社保，工作人员轻轻提醒了一句：“你在职开始走流程的话，我就直说，你要做好斗争的准备。”
第三天，友玲回工厂上班，却被多人围住禁止进入车间。他们出示了一张纸，照本宣科一样：“按照上面的条例，你已经违反了公司第150条第3款，我们现在要对你进行开除。”
（应受访者要求，友玲，老周，积木为化名）
